戏曲经典剧目 从“引进”到“去魅”： 我们距离外国戏剧有多远

如今，越来越多原汁原味的外国剧目正借助首都剧场精品剧目邀请展、林兆华戏剧邀请展、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南锣鼓巷戏剧节、乌镇戏剧节、上海国际艺术节等十余个戏剧节、戏剧展演平台同中国观众见面。

这些演出来势之猛、影响之大，引发了业内和媒体的持续关注，也形成了近年来中国演出市场上一道值得读解的“景观”。

探讨这种现象的来龙去脉，辨析外国剧目的审美蕴涵固然重要。然而，在开阔眼界、饱览“景观”之余，我们还需要冷静省思：

现阶段，什么样的外国戏剧是我们最需要的？

它们的演出价值是否被我们真正发掘？

中国戏剧距离外国戏剧究竟有多远？

华沙新剧团演出剧照

剧目：引进标准和选戏原则亟待厘清

在话剧传入中国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戏剧人、观众对外国戏剧的认知与理解，大都是通过剧本、理论的译介建立起来的，这期间，中国戏剧导演排演外国戏剧作品、吸纳外国戏剧观念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对某种演出原型、思潮流派的想象，乃至误读。

也正是伴随着对外国戏剧的翻译、想象，一批汲取了外国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养分的国内戏剧编剧、导演，开始将中国民族化的审美表达与西方剧场观念相结合，以启蒙与理性为武器，投身于话剧现代化的变革潮流中，推动着话剧剧场美学的新变与重生，创造了20世纪80年代话剧的“黄金时代”。

而中国戏剧探索者身上那种敢为人先的创造激情、昂扬蓬勃的思辨意识、不拘一格的革新精神，则与那个时代一起，成为后人追忆、品评的对象。在经历了90年代至新世纪头十年一段发展的徘徊期后，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中外文化交流的日渐频繁，外国戏剧进入中国的渠道发生了显著变化。

除了传统的外国剧本、理论译介，以外国剧目演出为主，涵盖教学、研究、制作、管理等各个领域的全方位的外国戏剧引进潮初具规模。从最初的政府交流项目，到民间引进渠道的放开，直至今天多领域外国戏剧引进状态的形成，依傍政策、市场、观众的多重因素，“外国戏剧”不再仅仅是书本上的名词、概念，它变得真实可感、有形有色。

特别是近两年，外国戏剧演出数量迅速攀升，据北京演出行业协会统计，北京2015年国外戏剧类演出场次达362场，比2014年增加142场。外国戏剧的大量引进，极大满足了观众对戏剧的审美期待和文化消费需求。

立陶宛国家剧院 陆帕《英雄广场》剧照

从这两年引进的外国剧目看，涉及国家的范围比较广，不仅有传统的欧美戏剧，亚洲的印度、印度尼西亚，拉丁美洲的墨西哥、巴西，乃至非洲戏剧都出现在了国内的舞台上。演出类型也实现了多样化，既有话剧、诗剧，也有肢体剧、舞蹈剧场、等，基本呈现了国外戏剧创作多元化的面貌。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引进的不少剧目实现了与国际戏剧舞台的同步。

比如2015年陆帕执导的《伐木》在中国完成了首演后，又分别赴法国阿维尼翁戏剧节和波兰弗罗茨瓦夫国际戏剧节演出；

今年演出的奥斯特玛雅执导的《理查三世》，是2015年法国阿维尼翁戏剧节的闭幕大戏，还是今年4月罗马尼亚克拉约瓦莎士比亚国际戏剧节的闭幕演出剧目，8月还将亮相爱丁堡艺术节；

2015年柏林戏剧节上备受好评的《共同基础》《约翰·盖勃吕尔·博克曼》《等待戈多》，今年也会接连登陆上海大宁剧院和北京国家大剧院。

这些类型丰富的外国剧目，不仅见证了中国演出市场渐趋开放的姿态和步伐，而且拉近了中国与世界戏剧舞台的距离。

奥斯特玛雅执导的《理查三世》剧照

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在如此大规模的引进背后，我们的引进标准和选戏原则是什么？哪些外国剧目是我们本土戏剧土壤最缺失的？

至少目前为止，对于这些问题的追问并没有一个明晰的答案。很多打着“国际”招牌的戏剧节，大杂烩、拼盘式的剧目安排屡见不鲜，剧目质量也参差不齐，缺少演出的总体考量和艺术规划。

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眼光，更需要魄力和坚持。以首都剧场精品剧目邀请展为例，该邀请展始于2011年。时年，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樱桃园》《白卫军》《活下去，并且要记住》三部作品来京，震动首都戏剧界。

此后，邀请展陆续请来了“契诃夫国际戏剧节”制作的《暴风雨》、以色列盖谢尔剧院的《唐璜》、以色列卡梅尔剧院的《手提箱包装工》、俄罗斯圣彼得堡波罗的海之家剧院的《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法国圣丹尼国家剧院演出的《四川好人》、波兰国家剧院（弗罗茨瓦夫）的《先人祭》、塞尔维亚南斯拉夫话剧院的《无病呻吟》、罗马尼亚锡比乌国家剧院演出的《俄狄浦斯》等16台剧目来华演出。

塞尔维亚南斯拉夫话剧院的《无病呻吟》剧照

邀请展创办之初，由于中国话剧“走出去”的滞后，外国很多剧团对中国话剧了解甚少，选戏过程相对被动，然而，几年坚持下来，这个邀请展创出了品牌，用口碑和硬件赢得了外国剧团的认可，还掌握了引进剧目的主动权。

从演出剧目看，该邀请展看似题材丰富、类型多元，却有自己的标准和定位，即以经典剧目为主，兼具实验色彩和学术研讨价值。

在经典的演绎上，用当下的生存困惑、个体境遇和审美思维“复活”经典，将导演的美学创造和艺术表达建构在经典深厚的人文性基础上，成为这些剧目的普遍特色；

在原创的发现上，来自以色列的《乡村》《手提箱包装工》等作品，情节推进、性格塑造大都依托于对本民族历史、性格、身份认同的深入开掘，如何解开心灵的困惑，展示有思想、有生命且性格鲜活的人成为它们的共通之处；

在舞台的呈现上，没有花哨的技术炫耀，没有华而不实的观念炒作，普遍采用了深入浅出的舞台形式，不仅融入了各民族戏剧表达的美学元素，而且在剧场表达的创新上完成了传统戏剧美学与当代审美趋向的对接，充分考虑到不同层次观众的观赏需求。

首都剧场精品剧目邀请展把外国优秀戏剧人对经典的敬畏、对人性的反思、对历史的叩问、对艺术的真诚传递给了中国观众，在开拓国内观众审美视野、提升其美学鉴赏水平的同时，也同国内戏剧创作现状形成饶有意味的“互文”。

如何思考人与剧场的关系，如何实现经典与当下、传统与现代、个体表达与美学期待的有效对接戏曲经典剧目，外国戏剧在这方面的成功实践，正是中国的话剧舞台所缺少的。由此而言，首都剧场精品剧目邀请展给我们提供的平台不容小视。

以色列盖谢尔剧院《乡村》剧照

价值：应和着当下对优秀原创作品的期待

由于戏剧交流的相对滞后，过去对于西方剧场的演出样态，我们似乎并没有深入的了解，观剧储备不足，信息接收途径大都来自资料的译介、观摩者的描述，因此，当外国剧目起初以“在场”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时，那种艺术、情感乃至观念上的冲击可想而知。

然而戏曲经典剧目，短短的几年内，中国观众对外国戏剧就经历了从观望到惊羡、再从追捧到理性审视的转变过程，对于西方戏剧舞台上的表现形式、技巧手法也有了更多的适应和判断。

这在剧目的演后反响上体现尤为明显。从最初的众口称赞，到如今围绕同一剧目作品的争鸣、争议，观众对于戏剧的价值认知、审美判断及其背后的美学趣味正变得日益驳杂、多元。

特别是当面对“大师级”的作品时戏曲经典剧目，褒贬之间的观点差异有时还非常大，像2014年的戏剧奥林匹克，在铃木忠志的《大鼻子情圣》演后交流会上，有观众不留情面地对铃木说，他亵渎了自己心目中的经典；罗伯特·威尔逊的《克拉普的最后碟带》演出过程中，有观众用英文脏字冲台上叫骂，轰威尔逊下台。

除了这些火药味十足的争议，更多的争鸣则散布在以微博、微信为载体的新媒体、自媒体空间，以不拘一格的文风和私人化的文本细读延续着这些演出的网络热度。

立陶宛国家剧院 陆帕《英雄广场》剧照

有争议、有争鸣自然是好事，说明观众成熟了、见识广了，大师的面孔也可以在争论中不再那么神秘，但是就时下众多的戏剧争鸣而言，大都还停留在就戏论戏的阶段，论辩双方各自挟持一把尚方宝剑，言辞激烈抢占评论的话语权。

这样的争鸣式评论，对于剧作本身而言，可能会是一次挖掘深度、延展意义的难得机会，但就对其引进的真正价值而言，却往往只能隔靴搔痒。

尤其是对于一些“名家名导名团”的作品，我们的评论似乎更津津乐道于探寻它们在“讲什么”、“演什么”，执著于梳理其舞台演出的每一个细节，展示写作者的“创造”激情与文采，却恰恰忽视了“他们为什么这样讲”、“为什么这么演”，乃至其背后的文化生态问题。

理清这些问题，对于中国话剧的未来发展，显然意义更为现实、迫切。而一些戏剧节已经在这方面做出了探索，较为典型的便是林兆华戏剧邀请展。

创办于2010年的林兆华戏剧邀请展之所以能够持续至今（2013年因资金问题停办一年）形成品牌，获得业内较高的关注度，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专业化的办节思维与优质化的剧目选择。

每一届邀请展，主办方都会设置一个主题，像2010年的“舞台艺术的拓展，表演艺术的拓展”、2011年的“戏剧到底是什么”、2012年的“戏剧就是游戏”、2014年的“还有戏剧吗？”等，借助主题引导观众对戏剧本体的思考，将戏剧观赏、普及与戏剧思考、探讨结合在一起，提升了邀请展的专业性、规范性。

《四川好人》剧照

作为具有国际视野的邀请展，剧目的选择至关重要。从林兆华戏剧邀请展历来邀请的剧目看，欧洲特别是德国、波兰的作品备受青睐，像德国邀请到了柏林邵宾纳剧院、汉堡塔利亚剧院、慕尼黑室内剧院等著名院团的剧目，波兰邀请到了克里斯蒂安·陆帕、格日什托夫·瓦里科夫斯基、热戈日·亚日那等一线导演的作品。

选择德国、波兰的戏剧，而不是美国、英国等商业化、产业化水平更为成熟的国家的戏剧，显然有主办方的艺术考量。这些国家的戏剧在人文精神、现实表达、美学实践上有各自的传统与坚守，他们变革剧场的动力、舞台创新的激情、直面现实的勇气，更多源自丰厚的历史积淀与创作主体的内在驱动，源自创作者心灵自由的激情抒发，以及对戏剧理想虔诚而敬畏的表达。

正是这些综合因素的合力，成就了它们戏剧发展的高度和水准。我们可以将这些“请进来”的优秀剧目当作研究的文本，加以分析、辨识，但是没有必要将它们视为中国戏剧未来发展的方向。这些作品大都植根于各自国家的戏剧传统，更多从戏剧观念的创造、戏剧本体的认识、戏剧文化的表达等不同方面，启发着我们戏剧发展的某种可能，而这种可能也正好应和着我们对优秀原创戏剧作品的期待。

此外，从目前的演出环境看，面临资本、市场、权力的困扰，把国外优秀的作品“请进来”，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引进方对目前日趋商业化、功利化演出环境的一种反驳。

波兰剧院《先人祭》剧照

如今，中国话剧正处于转型发展的“临界点”：

一方面，演出市场规模不断增大，国家对戏剧创作、评论的投入、关注持续增加；

另一方面，国内原创戏剧、高水平的戏剧演出远不能满足观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由此而言，此次外国戏剧引进潮可谓恰逢其时。对于这些剧目，我们不仅要珍惜每一次观摩机会，细心解读外国同行们的导演方式、表演能力，发现他们创造的“闪光点”，更重要的是，还要善于从这些“他山之石”中汲取前行的经验、启示，找到“闪光点”的光源所在，特别是戏剧创作与一个国家戏剧文化之间的关联。

毕竟多研究研究具体问题，少一些华而不实的喝彩、吹捧，对于目前的中国话剧而言，更为紧迫、实在。

铃木忠志剧团《大鼻子情圣》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