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京剧院的《曹操与杨修》、《贞观盛事》、《廉吏于成龙》都是由尚长荣主演的,并都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被称为“尚长荣三部曲”。为了更好地总结这三部戏的创作经验和尚长荣的表演艺术,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戏曲学会、上海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上海京昆艺术中心联合在沪召开

了纪念改革开放30年・尚长荣“三部曲”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对尚长荣的舞台艺术给予了高度评价。现刊登与会部分专家发言。――编者

“三部曲”引发我们心灵的震撼和感动,引领我们进入深刻的反思,激发我们对生活热切追求和希望

王文章(文化部副部长、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在改革开放30年的背景下研究总结尚长荣的艺术经验,说明了艺术创造与时代社会的变革是分不开的。尚长荣先生是把最地道、最传统、最有表演力的京剧元素,在他特定的戏里面,特定的情境里面,特定的人物身上很好地表演出来。我们需要代表时代最高艺术的作品,我们也需要体现当代艺术最高水平的艺术家,尚长荣先生及其“三部曲”就是这样的代表。

董伟(中国剧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这三部杰作,每一部都有深刻的历史厚度和强烈的现实意义,融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于一体。尤其是《曹操与杨修》标志传统京剧艺术与现代人文意识的完美融合,被公认为改革开放30年京剧事业的重大成就,成为上海乃至全国京剧发展史上一块重要的里程碑。尚长荣先生因“三部曲”的卓越成就,而成为我国当代京剧界的艺术大师。

刘厚生(中国戏曲学会顾问):“三部曲”前后相距十几年,但都从不同的角度和程度反映和弘扬了我们的时代精神。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处在一个弘扬社会主义人文精神的时代。这不仅是对现代题材剧目的要求,同样也是新编历史剧承担的任务。因为对历史挖掘得深,往往比现代戏更有思想价值。“三部曲”都写政治人物,但是没有影射现实,没有对号入座,却都会引发我们心灵的震撼和感动,引领我们进入深刻的反思,激发我们对生活热切追求和希望。这三部戏是在新的时代精神鼓舞下诞生的,又以历史题材反映了我们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它当之无愧地进入当代新京剧优秀代表作品的行列。

薛若琳(中国戏曲学会会长):“三部曲”各有三组对应人物,通过矛盾冲突来展开思想的碰撞。我认为《曹操与杨修》的悲剧是性格的悲剧,不是政治理念的对立。《贞观盛事》中的李世民获得政权以后他跟曹操的心态不一样,曹操是东征西讨,而且赤壁之战打了败仗以后,情绪低落,李世民是意气昂扬加上他胸怀大度,所以他可以容纳魏征的犯颜直谏。这两出戏的人物所处的政治背景、时代环境不同,但都很成功。《廉吏于成龙》则涉及清官廉吏的人格定位和社会定位。于成龙形象突破了一般清官廉吏的廉洁奉公的传统和模式,着意刻画和表现了他最重要的思想品质“为民请命”。清官廉吏长期受到儒家思想的培育和熏陶,民本思想是他们的从政理念。

马也(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曹操与杨修》在当代戏剧史上的意义、价值、贡献和启示是巨大的,当全面深重的戏剧危机来临的时候,《曹操与杨修》的诞生和尚长荣的表演证明了京剧艺术依然有着很强的艺术生命力,这部戏和上海京剧院不但给京剧,也给中国戏曲的未来带来了新的希望。这部戏在文学形象上的重要成就有两个,一是发现并创造了一个崭新的曹操形象,比以往的所有曹操形象都更复杂,更丰满,更新鲜,更深刻。第二是形象的新鲜和深刻,源自于艺术家对曹操人性的复杂性、丰富性、无限可能性的发掘和发现。这两条加一起就是莎士比亚化。曹操的三次杀人,尤其第三杀,心理过程极为复杂,两个人物,特别是曹操的心理冲突,几乎达到了极致,这也是《曹操与杨修》最成功之处。

吕效平(南京大学教授):在百年戏剧史实用主义“工具论”背景下,《曹操与杨修》才特别地显得是一座戏剧艺术的峰巅。今天我们重新认识这出悲剧的价值,显得特别迫切与重要。《曹操与杨修》诞生于一个思想解放的年代,是思想解放的硕果。催生新世纪的“《曹操与杨修》”,必须继续解放我们的戏剧思想;必须承认戏剧在本质上是精神活动的产品,而不是现实世界道德教化或者歌功颂德的实用工具,进而才能站到精神自由的高度大胆创作描写我们自身的悲剧和喜剧。

汪人元(江苏省文化厅副巡视员):尚长荣对曹操做了重塑,他所塑造的这个更深刻、更丰厚、更复杂的曹操,其普遍意义就在于他典型地集中地体现了新时期戏曲发展中对人性的开掘与剖析。《曹操与杨修》作为一出深刻的悲剧,是对人性与历史双重反思的交织,既是两个伟大而卑微灵魂的悲剧,更是封建主义的悲剧,专制上不自由的悲剧,这后者恰恰细腻深刻地触动了今天远离了封建时代却至今绵延未觉的封建遗存,既拨动了我们的隐痛又撞击着它的遗存和坚守。该剧可贵地写出了曹杨二人内心深处的真诚与虚伪,这真是太过难得地对人性的深层剖示和对人物的独特创造。

尚长荣继承了京剧前辈大师们创造性的表演精神,并跨越了流派和行当,最终达到了艺术创造的巅峰

彭奇志(上海市文广局艺术处副调研员):尚长荣和他的“三部曲”是一个非常罕见也非常珍贵的成功案例。他主动追求一种传统艺术形式和当代观众审美习惯的契合,主动寻找着传统的艺术内容和当代价值理念的通途,在现实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民众了解的传统京剧精湛技艺以及京剧艺术拥有的精英品格三者之间,尚老师做到了最大和最好的融合。最为珍贵的是京剧前辈大师们创造性的表演精神在尚老师身上复活并得以显现,他继承了京剧艺术的表演精髓,同时赋予了自己的创造,他在前人的肩膀上跨越了流派和行当的束缚,最终达到了艺术创造的巅峰。

戴英禄(剧作家):我参与了《贞观盛事》和《廉吏于成龙》的创作。我对长荣的印象有几句话:“以德为尚艺为荣,毅力趋于一劲松。挥洒至情情创造,演活曹魏又成龙。承续家风悬大帜,剧坛魁首秉金钟。”他的人品用一个德字很恰当,他待人谦和,对艺术执著,精于钻研,从剧目的选题、选材,到立意、结构,到最后导演方案及音乐创作等,他从头至尾参与,体现了艺术家的成熟和全面。尚(小云)先生是独树一帜的大家,长荣先生现在的艺术成就我觉得应该是又一个尚。过去讲花脸是架子花脸铜锤唱,在他身上都体现到了。他的艺术追求和他的艺术表现很有现实感,同时也有深厚艺术传统的传承。这样一个艺术家成为一个新流派的代表人物，应该当之无愧。

刘厚生:尚长荣创造了三个截然不同的人物形象,都具有尚长荣的风格色彩。这里我需要强调的是:一个大演员发展到一定程度,演每个角色都是这个特定的角色,但同时有他自己在内,他有自己的艺术风格,这才是真正艺术的成就。尚长荣的艺术风格可以用气度恢弘、明快开朗、求新求真这12个字来概括。

廖奔(中国文联书记处书记):《曹操与杨修》中的曹操是传统舞台上没有出现过的独特人物,很难用某一种花脸行当或流派来框定其表演。尚长荣按照自己的理解,紧紧抓住曹操的人性在伟大与卑微之间摇摆所体现出的复杂心理冲突,突破旧有京剧花脸行当的传统界限,把架子花脸的做、念、舞与铜锤花脸的唱粘结、糅合在一起,使人物外在的做派、气度、形象与内在的气质、胸怀、蕴涵得到共时性的揭示与互为映衬的表现,在形象展现人物外部特征的同时合理诠释其心路历程,一个丰满饱绽的人物形象就跃然而出了。尚长荣的表演艺术已达精微地步。

荣广润(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尚老师三部曲的艺术追求是真善美。《曹操与杨修》主要说的是真,人性的真。《廉吏于成龙》说的是善,亲民为民。《贞观盛事》讲的是美,是政通人和的和谐之美。这三个作品有异有同,同的都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而且都是有人文内涵的真实人物,异的是不同的内涵。这三个历史人物由尚老师表现在舞台上又有他花脸这个行当共有的特色。他的表演、唱腔甚至扮相造型等,都富于新意,很难说他是哪一派的。

毛时安(上海市文广局创作中心主任):长荣的戏至少有两点非常值得我们关注,一,他是时代瞬间的静像。这三部戏都建立在时代对艺术的呼唤上,表达了艺术对时代呼唤的一种响应。二,这三部戏为什么在今天还那么激动人心,就是说它又是人心永恒肖像的高度契合,具有永恒人性的美,不是一个时代的传声筒,而是有人性的深度关怀在里面。这三部戏还体现了长荣的艺术生命的周期,他的第一部戏是凌厉的心理冲突,第二部戏是黄钟大吕,到第三部戏是他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这恰巧和他的演绎生命节奏是吻合的,但是《廉吏于成龙》在平淡当中又有“斗酒”这样的华彩乐章,所以《廉吏于成龙》表演上又达到了另外一个很高的层次。

尚长荣把周信芳演剧精神在新的时代、新的文化环境,发扬到了新的艺术境界。上海京剧院任重道远

马博敏(上海市京昆艺术咨询委员会主任):《曹操与杨修》的诞生带来了上海京剧从今以后太多的不同于以往的转折,它对上海京剧的地位,对上海京剧院的影响和艺术、学术上的认同,跟以前是大不相同了。《曹操与杨修》是得到了艺术界高度认可的,当时就被称之为戏剧界里程碑式的作品。上海京剧院的创新意识来自周信芳的旗帜,周信芳的一生就是改革创新的一生,这个气场在上海京剧院是存在的。尚长荣加盟了上海京剧院,诞生了《曹操与杨修》,于是有了三部曲,有了上海京剧新时期的新成就。

罗怀臻(剧作家):上海京剧院这20年来可以说有一个尚长荣时代,这个时代可以和周信芳时代相媲美。尚长荣进入上海京剧院以后,更大意义上张扬了麒派艺术,他继承了周信芳的海派艺术精神。长荣先生的三部代表作,都是在试图回归我们中国戏曲文学的传统。他有着强烈的人文思辨意识和时代的诉求表达。这三部作品的艺术创作也同样在开拓着海派京剧的发展天空,它们是以都市现代剧场为依托,以现代城市人为主体观众,同时考虑到演出的商业性和娱乐性,并且抱着一种始终的创新意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上海京剧院的尚长荣时代也是海派京剧大张扬的时代。

陈亚先(剧作家、《曹操与杨修》编剧):有一位老作家曾经说过,一个文学作品诞生之后,当年的淘汰率是50%,以后逐年以15%的概率淘汰。一个作品如果能够存活五年就是没有被淘汰掉。我非常感慨的是《曹操与杨修》已经存活了20年,这是我当初没有想到的。当初剧本出来以后,长沙湘剧院搬演过它,但只存活了两个月。为什么到上海整个翻了一个个儿呢?我们必须承认二度创作艺术家的魅力。我感觉到《曹操与杨修》之所以活这么长时间,在于我们大家不断地打磨、不断地完善,大家都功不可没。

王涌石(剧作家、《廉吏于成龙》编剧之一):上海京剧院创作成功作品的搞法,我归纳为:慎重选材,正确定位,周密策划。这个策划包括思想主旨方面与当今时代的关系,包括我们所要采取的样式和所要表达内容的关系,也包括题材与剧院创作力量、演出力量等诸项条件的关系,只有把这些问题研究透了,迈步才能稳。上海京剧院的很多作品都是七稿八稿,就是舍得不断地修改,努力求深求精。体现在两方面,一个思想内容的开掘,还有通过努力如何强化作品艺术方面的观赏性。

叶长海(上海戏剧学院教授):这三部戏得到了普遍的好评,我觉得上海京剧院的确在创作上是有它特别突出的做法的。一是注意一个戏要按动了时代的脉动,能够触及当时人们心中的某一些想法,要引人共鸣。二是注意了各个方面,编、导、表、音、美,每个部分都是最好的,所以都成了精品。

王文章:改革开放以后,上海京剧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除了这“三部曲”之外有很多其他的戏,像《狸猫换太子》、《盘丝洞》等。这说明,改革开放以后良好的环境确实是艺术创作基本的保证。另一个方面,上海京剧院有优秀的创作群体,从编剧到演员,到音乐舞美都有很好的组合。这三个戏还需要一些新的演员来学,别的剧院可以去移植、排演。代表这个时代的好的剧目应该让更多观众看到,而不是所有的剧团都去创作新剧目。

龚和德(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看了尚长荣的“三部曲”,有一句涌在心头的话,一吐为快:从周信芳到尚长荣,海派京剧终于修成正果!这“三部曲”有贯穿一致的东西,那就是周信芳一生所追求的:争取民众,体贴现实,强化综合,倡导“整体的戏剧”。周信芳是京剧史上最重视性格化的动作的大师。“尚长荣阶段”把“周信芳阶段”的演剧精神,在新的时代、新的文化环境,运用新的艺术资源,发扬到了新的艺术境界。对“尚长荣三部曲”就不必称之为“海派京剧”或“新海派京剧”了,这就是现代京剧。今天,京剧艺术已经由京派与海派的对峙、融通,转化为古典与现代的并存、媲美。“后尚长荣阶段”的上海京剧院,令人担忧也令人期待。但我想,若能把周、尚两位大师的艺术追求、艺术经验当做剧院的精神命脉,在中青年演员中培养集体审美理想,也许会有一个短暂的低潮,总归还会再领风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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